无法成人——一个中国人的成长链

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一个中国人的成长链，从出生到求学、从升学到毕业、从成家到立业的过程，发生了变异。

中国人比任何时代都更看重孩子和教育。54.7%的父母要求孩子读到博士，83.6%要求孩子考试考前15名。家长奔波在择校、陪读、交费的泥潭里，学生苦熬在应试、才艺、择业的负担下。幼教大热、就业大冷。教育开端，望子成龙不计天价恐落人后；教育终端，竞争激烈学难致用乏人问津——中国社会经济的运行，与教育严重错位。

现行的教育模式一心想让孩子们成“才”，却不在乎他们是否成“人”。

中国父母们，在无法成人的儿女面前，既是主谋又是从犯，既是教育模式的设计者又是教育模式的就范者，既是教育产业和商业的买单人又是投诉人，既是既得利益者又是受害者，既是暴君又是奴隶。

以“为了孩子”的名义，令父母苦不堪言、孩子无法成人——这不是爱，而是整个社会的黑色幽默。

如今我们怎样做家长？

重修中国人教育大纲

中国人成长三个阶段：求学、成家、立业。求学越来越早、成家越来越晚、毕业找不到工作。每一项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背后，都有中国家长的“教育成功学”在作祟。中国人的成长链亦面临教育和社会的双风险。

文/胡小同

这一年里，中国年轻人脸上写着的茫然，比任何一个年份都多。

大学生毕业人数将超600万，预计比去年增加70万，比前年增加130万。

中国人的成长链遭遇到最难堪的一环：毕业即失业。可他们曾经这样被加工：幼儿园、九年义务教育、高考、大学教育。19年的中国式教育目的只有一个：成人、成材、进入社会、有份好工作、有个好前途。

教育没有社会变化快，是社会问题，还是教育问题？

幼教大热、大学生找工作大冷；输入端恐落人后，输出端乏人问津；理想远大，现实无情；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中国社会和经济运行的结构调整，与教育严重错位。

学历、学位、双学位、海归学位、海外留学背景，所学越多，所用越无；私立学校、贵族学校、国际学校、双语学校，花费愈巨，产出愈低。“成长的烦恼”及至最后一刻幡然醒悟，“读书无用”又有新的论调和说法。

中国学生、中国家长迎来了自己的成长焦虑症。

中国人成长的三段论

中国人成长三阶段：求学、成家、立业。

其中求学和成家在往两头发展：求学越来越早(幼教)，成家越来越迟(晚婚)，立业却力不从心——房奴、车奴、卡奴、穷忙，每一样，都埋伏着陷阱。社会复杂、商业险恶、成长唯艰，于是，家长加倍投入，希望赢在起跑线、赢在胎教、赢在择校、赢在专业、赢在才艺，可最后都不免要倒在失业的枪口下。

社会和教育之间供需的巨大剥离，使得付出必须越来越多，而收获可能越来越少。家长对教育几乎不叫投入成本，而是不惜血本，但在某一刻，血本无归，啃老族、宅居族的出现，使得家长明白教育投资有风险、“入校”需谨慎。

中国教育的产业化和体制改革从包分配到双向选择到自主择业经历了30年。如果把中国的教育比作一条产品线：高中和高等教育是精英化教学、大众化就业，收益最大、风险最小；九年义务教育减免了学费，越来越普及，惠及农村，但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择校在城里变成一个红火的收费项目；少年宫、才艺班等课外教育则是家长的另一套因材施教的成长体系，其热度不减反升；早期教育业已市场化，各路品牌纷纷涉水抢滩。

有一次导演张元说，他最反对电视上针对孩童的广告，因为那完全是不对等的诱导。儿童缠着家长购买商品。事实上在教育领域中，有着针对孩子的“二次销售”：首先是把教育理念灌输给父母，父母再把孩子圈进来。

李阳15年的疯狂英语运动并没有使中国人的英语变得流利起来，反而是新东方等应试教育的项目变成了一个产业。在听闻中学生卖听课笔记居然也演化成创业项目后，一位大学老师在博客上表达了他的愤怒：“我们一直觉得应试教育有问题，也老是嚷嚷要改革，可是改来改去，竟然改出了这个结果：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利用应试教育来牟取利益并与这个反人性的教育体制沆瀣一气甚至为虎作伥的害人虫！”

那些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则另辟蹊径选择私立小学、私立中学、国外留学。他们不认同中国教育，也不想让孩子整天做不完作业，所以就用高花费铺就另外一条道路。

但是，他们骨子里仍是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考名校、进入精英阶层，在英语中，专门有一个名词“中国妈妈”，用来指留学陪读的中国妈妈，她们替孩子做所有的决定，什么事都是妈妈说了算。

台湾人亦如此，每个台湾孩子平均学习了三项才艺。这显然都不是“自我选择”，而是“包办教育”。在中国，有人说子女就像父母的财产，不仅父母对其有抚养权，还有支配权和控制权。从出生开始到上学、工作、结婚生子，这其中没一件事是父母不操心的，父母几乎把一辈子都搭进了子女的世界中。

无法成人的几个变量：社会、教育、父母之责，父母首当其冲。

教育高消费的群体冲动

中国人热衷于为教育买单。

医疗花费是不得不，教育花费是心甘情愿。北京东北四环附近的一处楼盘项目，因打出“名校全程进驻”的广告，而掀起了抢购热潮。虽然此承诺未能写进购房合同，但家长仍火热咨询，其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一份名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日前发布，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支出，则高达48万元；而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子女的总成本，为49万元。

一个广州人给儿子从小到大做了笔“预算”，如果按照名牌幼儿园、名牌小学、名牌初中、名牌高中、名牌大学以及出国深造的成长路线，养育孩子需要100万元。其中的教育支出包括学前教育费用1.092万元、幼儿园学费10.2万元、小学教育费18.6万元(含3万元赞助费)、中学教育费用16.8万元(含3万元赞助费)、大学教育费用4万元和留学教育费用30万元，总计超过80万元。

追求“教育GDP”的盲目冲动，使得政府和教育机构形成一种合谋。教育学者杨东平说：“高教管理追求的就是那些数字和政绩。有人称之为‘教育GDP’，就是规模、速度、科研成果、博士点这些指标化的东西。”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约1020万名，比去年减少近4个百分点。有人认为，高考报名人数减少是因为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不少学生因此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姜钢的说法是，高考报名人数减少最直接的原因是高中应届毕业生人数不断下降。

与此相对应的是，今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人数比去年增长4%，考生被高校录取的机会将更大，预计每100个考生中有62个会被录取。高校扩招的盘子和总量仍在增长之中。

这似乎让家长和学生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上大学不再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高考改变命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大学毕业将迎来一个险峻的时期。

“就业难和高校扩招没有因果关系，甚至就整个国民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需求而言，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一位持这种论调的专家说，“大学以面向未来为使命。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和市场脱节，而是要求大学尽最大努力去揭示那些左右市场的因素和力量，为人们的未来生活提供更好的参考意见，或者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家长的困境

公众对于教育高成本与就业难的双重无奈现象无能为力，这一恶性循环还将继续。

中国家长的教育大纲是：软教育、硬投入、争夺教育资源。现在正是9月份入学前的“活动期”，不少家长开始了他们最为忙碌的日子。一位家长因为孩子的入学年龄只差几天，而卡在那里入不了学，她不得不为孩子进入一家实验小学发愁：“中间人已经找好关系了，学校也一直答应着，但就是没有下文。”

即便是在北京偏远的郊区，民营性质的幼儿园也四处开花，但仍赶不上入园的速度，稍微好点的幼儿园早就爆满。几千元的入园费对于家长来讲，是一笔不得不给的投入。

但中国家长的教育大纲实在规划得不怎么样，包办孩子的教育战略，到为孩子选择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大学专业后，终于出现了分裂：许多人在毕业时放弃专业改行了。

《家长是最好的老师》、《哈佛女孩刘亦婷》、《100个中国孩子的成功报告》，乃至新概念作文、奥数竞赛、国际才艺表演，每一项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背后，都有中国家长的“教育成功学”在作祟。

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播下龙种，收获的却可能是跳蚤。

那些不堪忍受教育体制的人，成为教育体制的外逃者，其中不乏成绩优秀的学生。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垠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赞赏发明家EDWIN H. LAND的一篇演讲《伟大的年代》：“我认可他(年轻人)仅仅是个伟大的人，而非天才，他不可能跨越他专长的领域。他不会想到用几百年的时间缩短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不会突然说人民大众就是力量，那是天才做的事情。但是在他自己的领域内他会让事物发展并繁盛；他会因为在他自己的领域内帮助别人变得快乐。在这个领域内如果他没有取得成功，他会增加不应该被增加的东西。”

“自我实现”在中国的受教育者那里只是一个迷梦。他们只有在成人的那一刻起才拥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在此之前，他们被家长包办，然后又被学校包办。这对他们而言是不得不走的一段弯路。

“无法成人”的“成人礼”是一张大学毕业证书，此后，他们被抛弃到自我奋斗的历程之中。就业和谋生只是其中小小的一页，当它翻过之后，人们才会明白，中国人的教育大纲需要重修了，而不仅仅是增加国学教育和艺术教育那么简单。

2030年，千禧后们的未来战争

人有远虑，才有近忧。千禧后父母们的焦虑，来自遥远将来的竞争压力。2030年的世界什么样？

文/肖锋

“我终于扛不住了！”一位朋友曾发誓决不让各类补习班、强化班剥夺儿子的童年乐趣，可最终还是缴械投降了。

新世代中国人的成长历程很像所玩的过关游戏，进名校、特长班、奥数、钢琴、绘画、高考……没有一关能轻松度过，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也是最不幸的世代。父母们担心学校教的东西将来不够用，于是疯狂加码。面对千禧后们的未来战争，储备多少兵器似乎都不够用。

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至少主流经济学家们是这么预测的。我们姑且认可这个美好愿景。只是对某些中国人而言，伴随而来的并非风光，而是焦虑。届时，中国人口红利耗尽，中国独特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让当下每位父母忧心，对子女投资的回收遥遥无期。

当下父母的焦虑，是未来竞争压力的预演。目前高昂的教育成本与低落的就业状况双重困境，无疑加剧了这种焦虑，并导致恶性循环。

2030年的世界什么样？

拉丁裔将成美国最多人口，届时很可能是拉丁裔总统当政。就是说与老美打交道，除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外，还须兼顾西班牙语。日本人口不再是纯正的大和民族，就像今日德国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日尔曼民族，2030年德国总统是土耳其裔的也并非不可能。印度人口将达14亿，人口结构年轻，富有创造力，“印度世纪”如日中升。

世界人口将逼近80亿，呈现一片“银发”现象，人口结构老化，社会“抚养”成本上升，人口生产力下降。人均寿命超过100岁的国家会出现。生物医药科技将推出“智能药物”，真正做到对症下药，防病未然。

汽车、微波炉甚至鞋子都能成为互联网接收终端，资讯接收实现无时无刻和无所不在。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海平面上升6至11厘米。人类将遭受更多的暴风雨、飓风、龙卷风的侵袭，并频繁地遭遇严重旱灾和洪灾。

2030年的中国什么样？好预测是，中国荣升世界经济第一大国，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第二位的美国50%，是第三位的印度的两倍。坏预测是，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将有4000万光棍汉找不到老婆，到朝鲜或越南邮购跨国新娘成为新时尚。

2030年人口红利即将耗竭，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从目前15个劳动力供养1个老人变为3.3个劳动力供养1个老人。子无力“孝”，父无法“慈”。养老院将成为中国第一大服务产业。

“8421”家庭结构(8个老人，4位父母，小俩口加1个孩子)令千禧后们不堪重负。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老人味儿，任何社会变革都会受到顽固抵抗。同时“老而不死是为贼”的愤老情绪在年轻世代中蔓延。

京沪穗这等特大城市中国将达十座以上。大城市人一方面忙于漂洋过海，另一方面又不肯低就低职位的工作，某些岗位无人应聘，年轻人从找不着工作变成不想工作，于是出现“农民填城”现象。可见，农民工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

买房不再难，卖房租房倒成了难题。房子会像电器一样大打价格战，买一送一，买大送小，因为每个新世代手里都有超过3套房子(爷爷的1套，父母的1套或无后的姑姑1套，自己1套)。

80后面临才啃老又养老的未来，千禧后则永远啃老。他们面对的世界更热、更平、更挤，能应对自身的问题已难能可贵了。

千禧后们成长的烦恼

对，就是他们，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生的这批人，相信“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的一代，看日本卡通长大的一代，从小就酷爱玩拼装车的一代，视肯德基、麦当劳美味过海鲜山珍的一代，背诵《弟子规》、《三字经》和新东方英语的一代，被父母拉去上各类补习班、强化班的一代。

现在父母们所有的努力可能会走向反面。好比学钢琴过剩，拉二胡的倒成为稀缺节目。各种个人技能同质化现象依然如今。更要命的是，只注重个人技能培养忽视团队合作，统一意见成为千禧后们的第一难题。作为团体，他们可能成不了任何大事。

千禧后与国外同辈人完全处于同一竞争平台。美国人从小被训练能查资料写独立见解的论文，野营中独立处理生活问题；中国人从小背标准答案，考试要大人陪伴，野营要大人陪伴，找工作要大人陪伴。他们感到自卑。他们怨恨父母和老师把自己教成这个德性。

当下，教育已沦为一部利益机器，它不知淘汰了多少个比尔·盖茨，毁灭多少创业的种子。从小学到大学，灌输教育的极端就是学生只面对一个“标准答案”——这是老师最偷懒的一种教学方式。不仅体制内如此，民办学校亦如是。大一统与高考接轨的教育管制令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缺乏想像力，没有诺奖得主是必然结果。

21世纪的教育要带给学生什么？西方教育以哈佛为例，希望学生毕业后能够：第一独自探索世界；第二建立对知识的好奇；第三具备探询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第四能把找到的解决方法与他人沟通；第五培养创造力，用崭新方式看问题。这五条似乎没有一条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内。

一直以来，中国存在着两套人才评价体系：一个是现行教育机构+体制内单位，另一个是西式教育+跨国公司；而民营企业的评价指标则只是“实用”两个字。

据闻北大、清华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弟或教授的子女，多数都被送往国外。中国最高学府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同时，国内失败教育制度仍在培养一批批高分低能最终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中小学仍借各种名目敛钱。学校忙于巧立名目收费，如何教育得好学生？批评现行教育体制者认为，其实最应教授的是德育与美育，而不是技能。我们正培养一批批有知识、没文化的后代。

考上大学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高考不如直接就业，有条件的则选择直接到国外求学，今年中国人用脚投了票，表明对现行教育正失去信心。但更多人则是无可奈何，对高考这部绞肉机和奥数这种利益游戏，反抗不如顺从。就像那位“终于扛不住”的朋友一样，对强大的现实缴械投降。

中国自古也有“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常识。负责的老师懂得，怎么教比教什么其实更重要。要知道，到了2030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当知识让电脑代劳，社会稀缺的是摆脱困境的想象力；方法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学不完的，但方法就这么几条，多少年后学生忘记老师讲过什么，却忘不了教过的方法；心态比能力更重要，如果不懂合作，一个千禧后的能力，无论学过的强化班再多，也打拼不过美国人、印度人甚至越南人的团队。

当下，经济学家呼吁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否则中国难以在这波危机中自拔。远虑千禧后们2030年面临的国际与国内竞争，近忧现行教育模式，改变在所难免。“要是你的法则让你沦落到这个地步，那这个法则还管用吗？”这句话来自美国电影《老无所依》，也适合今天中国的父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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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写于2009年5月27日夜 作者：抬头见碧落
序：
　　应本人要求，本文作者写了这篇亲身经历的事，向你致敬，谢了如此好的文章。。。希望可以将很多正在安利陷阱边沿徘徊的人拉回来，拯救更多的人和家庭
　　
　　 上帝似乎和我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的玩笑，他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地，却拒绝给我们地图。于是在上帝慈祥而狡黠的目光下，我们在人生的莽原上无助地跋涉。在跋涉的行程中，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最为辛苦的并非路程本身，而是在路上我们永远不知道是否选对了方向
　　—— 这段话献给那些从事了多年安利的朋友和将要从事安利的朋友！
　　
　　一位安利人给我发来的小字条：
　　 我出来的时候告诉自己，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自己造下的孽自己去面对，大胆地去面对，所以我一直都好自信，永远给人一脸的阳光，可有谁知道我的内心有多少的痛苦啊，我没有朋友了，没有亲人了，没有恋人了，没有工作了。。。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面对这我一直没有哭过，可今天我坐在网吧里对着电脑，看着这文章，听着这音乐，我泪水不停地流，以前的美好片段一遍遍在脑海程现，可是不可能有了，不可能了。。。。。给我机会我原去惩救一切需要惩救的人！！！！
　　（海子注：不是你造下的孽，而是安利传销这种邪恶的模式对人类造下的孽）
　　
　　一位安利人留言：
　　红磊哥，最近过的还好吗？我在江苏工作，我要告诉你，我已经重新开始了，不再过那种虚无缥缈的生活了，早已经走出那段我人生中最耻辱的一段历史，让它过去吧，我已经重新开始，凭自己的辛勤劳动吃饭。我知道我错了！！！！！！！！！！！！！！！！！
　　
　　我现在只想说，我对不起我所有认识我和我认识的人，对不起我我的父母，亲人，朋友，同学，那些所有关心我的人，我辜负了所有人对我的期望，以前错的太多太多了。我见到我所有我认识的人我都会跟他说，布永杰已经知道做错了，对不起所有的人。
　　
　　我已经重新开始。重新做一个真真的人，找回曾经丢失的自我！永远爱你们的杰！
　　这是我给我的一个曾经被我用安利骗过的老同学的一封信。
　　
　　
　　正文： 写于2009年5月27日夜 作者：抬头见碧落
　　
　　看了大家的帖子，忽然想起几年前自己做安利的情况。因为一直没有注册，所以匿名跟了几篇，现在实在忍不住注册了一个账号，把自己在安利里的真实2年历程写下来。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
　　
　　我是一定要写出来的。
　　
　　我做安利，负了12万的债务，失去了亲朋好友的信任，让自己和社会脱节，这些，我不怪任何人，是自己走入歧途，辨别能力不够，以至于白白浪费了金钱和时间。我父亲曾痛心疾首的对我说：你丢掉的钱可以不在乎，可是你失去的时间是多宝贵啊！！！
　　
　　我只想把自己的具体过程写出来，对于想做安利的新人，也许会起到一个参考作用，在面临和我同样问题的时候，不至于重蹈我的覆辙。
　　
　　因为我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也不希望我现在的安静生活受到骚扰，所以有些人物我只用一个真实的姓，而名字则采用化名。希望大家理解。
　　
　　
　　我是1977年的，今年33岁，法律专业本科毕业。
　　确切的说，我是2004年加入安利的。在此之前，我断续的用安利的产品已经有大约四五年，大部分是洗涤用品和一些沐浴洗发品，还有少数的纽崔莱。实事求是的讲，我还是比较喜欢安利产品的，我离开安利有3年多，但是当时也没想到要做安利。让我踏入安利大门的，是我的妹妹。
　　
　　当时我在一家房产公司工作，月薪加提成，收入每个月大约在6000左右，多的时候，可以达到8000。但是工作强度非常大，而且没有节假日，还需要常年驻外。对于当时还没有男朋友，又喜欢玩闹的我，这份工作让我很痛苦----既舍不得放弃高收入，又不愿意被捆绑在这家公司，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当时，应该说我处在一个犹豫和选择的边缘。这是我当时加入安利的心理基础吧。
　　
　　2004年我被外派在南方一个小城，相对闭塞。刚到一个新城市，局面很难打开，强大的工作压力和极窄的个人空间让我对这份工作的厌恶达到顶点。这时候我妹妹一个电话，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她说，你来南京吧，跟我一起做安利。这是一个机会。
　　
　　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的妹妹。她小我三岁，财经专业，本科毕业。从小到大，我们俩的角色经常是互换的。她成熟，理智，聪明；而我，经常是感性，冲动，马大哈，我们在一个城市生活的时候，她读书，我工作，我妈妈打电话都叫她照顾我，我这个当姐姐的，反而是被照顾的对象，呵呵。我们家有什么大事的时候，我父母经常还要问她的意见，所以当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相信她的选择。这也许是一种习惯性的信任，再加上，当时，我也确实喜欢安利的产品。
　　
　　我去南京的时候，她在南京做安利已经4个月了。她是从北方的城市去南京的，在南京除了她的介绍人---她同学吴楠（这个人以后我还要着重介绍）之外，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这种魄力，也让我佩服，更让我觉得她的决定是正确的。而她去了不久，把我的妹夫也叫去了----我妹夫本科毕业，从事IT行业。我当时为了支持她的工作，我每个月买她的产品，上千块甚至几千块的。我当时觉得理所应当，反正我是要用产品的，买别人的不如买自己人的。----这些思想，后来被反复分享，被我的领导人们认为是非常积极的思想。
　　
　　当时我虽然是决定要去南京了，但是要放弃一个高薪的职业，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还是有点忐忑的。我电话问妹妹，你每个月赚多少钱啊？她开始是含糊不答，可是我必须得问清楚这一点，虽然目前这份工作我不满意，但是至少我有不错的收入，我不可能什么都不了解就去吧。收入是我们从事每个行业的时候最关心的，我不能免俗。在我的一再追问之下，她的答案变了几次，有时候说，多劳多得嘛，有时候说，你来看看吧，反正比以前好。
　　
　　我虽然心存疑惑，但是那是我一直信任的妹妹啊，所以我还是打定主意去追随她了。
　　能让我这么痛快下决定的，还离不开一本书的激励：《远离贫穷》。我相信很多安利人都读过这本书。这本书是非常有煽动性的。我当时是读了又读，觉得实在太好了。我被那个美妙的前景诱惑了。所以，我决定，辞职！！！
　　
　　南京，还有我美丽的前途，我来了！！！
　　
　　有点累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明天继续。
　　
　　2：燃烧激情上银章 写于2009年5月29日夜
　　
　　我这里，我还是要补充一下我为什么这么义无反顾的相信安利。也让大家知道，我是如何由一个狂热的虔诚的安利人，慢慢认清楚真相的。
　　
　　我读大学的时候，曾经接触过直销----雅芳。那时候叫传销。那时候是学生，只办了个卡，还是借同学的，好像是说不是本地户口不给办。没有什么听课，所做的工作就是去宿舍楼里推销产品。我每个月课余时间推销一下，大约一个月能赚100块钱左右，加上雅芳经常搞活动，我还经常赚点赠品，对于当时每个月500元生活费的我来讲，这个收入我已经很知足了。所以我知道，做直销，还是可以赚到钱的。这也是为什么我那么相信安利可以让我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去南京之前，我曾反复的问我妹妹，每个月可以赚多少钱。毕竟要放弃一个高薪的工作，全力从事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我总得对这个行业能带给我多少利润，做一点最基础的了解。妹妹从来不正面回答我，但是由于是亲姐妹，她也不想骗我，总是含糊的说，还不错啊，要么就是说比以前强，最后就说，你先来了解了再说，反正你不会后悔的。
　　
　　出于对亲姐妹的信任，我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而是不顾领导的强烈挽留辞了职，立刻买了去南京的车票。
　　（不得不说点题外话了。所有的安利人都强调，安利是一家人的事业，是充满亲情的事业，让我们发展我们的家人，我们亲戚朋友，而太多的人就是利用这种亲情的信任，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而实际上，我在安利2年里，接触到的最高级别的2个领导人，一个男领导人，他的爱人始终，从来没放弃过她的工作，几乎从不出现在我们面前；而另一个女领导人，她的爱人同样做着她所鄙视的传统行业，一直，始终）。
　　
　　到了南京，我得到一个令我非常震惊的信息：我的妹妹，居然已经是银章主任。安利人都知道，OPP里的8000多元的收入，就是银章主任的收入。要知道，她那时候，做安利不过是3个月多！居然做得这么快！而更令我吃惊的是，她是在第一个月就做到了银章主任！！！
　　我彻底被震惊了，有这么快吗？
　　
　　我不敢相信，如果真的这么好，她为什么不理直气壮的在电话里告诉我？
　　我向她求证，我说，你现在做得这么好了吗？每个人都喊她：郭主任，郭老板----她在新街口的正洪大厦里，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真的很有老板的派头。
　　她说，等你参加了大会之后，你就知道了。
　　可是我却必须知道，她不得不告诉我真相：这个银章，是她和我妹夫出钱10万买的----因为有个换算率的问题，银章的业绩大约需要10万人民币的。
　　
　　我和她曾有过如下对话：
　　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个银章？
　　她：上得快，进步快，对下面的部门有带动作用。
　　我：可是这是假的，只是一次性的收入，还是自己的。
　　她：不要只看到这个收入，你要看到这个收入背后的前景。
　　我：我不想这样上银章。我想自己做，慢慢发展起来，做一个真正的银章。
　　她：你这样做，不知道会有多久才做得起来！
　　我：这怕什么？我相信我可以做起来的。
　　她：你这样做，没有人有信心跟你做的！周期太长，你的部门会都死掉的（安利人称离开安利叫“死掉”）。
　　我：这是假的，下面的部门早晚都会知道的！
　　她：可以让下面的部门继续上银章啊，你想想，如果你下面的部门都上了银章，你都成钻石了！
　　。。。。。。
　　
　　当时的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是以我当时的智慧，又怎么能分辨出来呢？尤其是，在此之前，我还被接受了种种“跟进”----也是一个专业术语，大意是做新人的思想工作。
　　
　　跟进之一：刚到南京，没有片刻休息，我就被带去安利店铺，当时有款面膜上市，大家都在排队抢购。说实在的，除了我在的城市买当时兴起的蜂蜜大麻花需要排队之外，我还真没见过买其他东西需要排队的。这个跟进对我很有效，让我对安利很有信心----后来我才知道，排队抢购的都是自己人，真正安利的顾客，谁能这么狂热呢？而且买回去，大部分都是囤积着。
　　
　　跟进之二：带我去参观各个“主任”的办公室。我当时心想，真开眼了。在妹妹做安利之前，我买的安利是一个客户的，她一直没怎么跟我讲过安利，这后来都被我同一团队的人嘲笑了数次，说错过了我这样的好苗子。我一直以为安利嘛，就是卖东西，不过是有比较特别的一种奖金分配制度的销售而已。可是看看，每个人都有一间办公室，互相称呼某老板，某主任，真的像是做大生意的样子!
　　
　　跟进之三：大会。我的领导人----就是我妹妹，加入安利之后，我得称呼她领导人----她的领导人的领导人，找我谈话，说我运气非常好，有一个非常大的大会，叫成功岭，是具体讲述安利的，我将会看见许多成功人士，他们都已经赚到宝马别墅了----这时候的我，觉得自己太落伍了，简直就像是刚入大观园的刘姥姥，合不拢嘴，目不暇接。
　　
　　安利大会的煽动性大家是都知道的，结果我就不必说了，开完大会之后，对妹妹的决定非常不赞同的我，也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我要上银章！
　　这时候，离我辞职不过半个月！
　　
　　明天我会继续跟大家讲我具体是怎么上银章的，现在扯点零碎的吧。
　　
　　到南京之后，有几件事情让我不习惯：
　　
　　第一，我以为安利是卖卖东西，而且是卖日用品和护肤品等，所以穿着应该随意些吧，所以去南京之前，我把我深恶痛绝的职业装全部送人，买了好几套漂亮的休闲装。结果去了南京，发现做安利的人都西装革履，女性都是职业套装，我不得不花好多钱，添置了N套职业套装。----黑，灰，深蓝，是安利人的主要穿着颜色。
　　
　　第二，我得称呼我妹妹为介绍人，人多的时候，我得称呼她“领导人”。而且，我不能和她说家乡话，我必须和她说普通话----我们朝夕相处了二三十年，讲了二三十年的家乡方言，你试试和你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忽然换成普通话试试吧。
　　
　　第三，我不能和我妹妹住一起。她和我妹夫租的是二室一厅，我以为我正好住在小房间，多合适。自己人住一起，生活还好有个照顾，结果，领导人的领导人说，领导人应该保持神秘性，和自己的部门保持距离，所以我们不能住在一起。我不得不出去另租房子。
　　
　　明天继续说吧，呵呵，想起往事，真是..........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
　　
　　
　　3：激情澎湃的安利生涯 写于2009年5月30日夜
　　
　　我觉得我已经无法按顺序逐一写出我的经历和感受了，因为有太多太多，只能写到哪里算哪里吧。好在不是征文比赛，大家能读懂我的意思即可。
　　
　　说到我上银章了。我是在正式接触安利人半个月左右，就上到了银章的，这个速度，在当时的我们团队，绝对是一个表率的速度，所以在那一时间，我是当时小团队里的风头人物。另外，我还有以下受欢迎的原因：
　　
　　一：我的学历和阅历，在当时的团队里还算可以的，按当时的说法，就是属于层面相对高的，可以起到一个代表作用
　　二：我的产品自用关过得好----产品自用，是每个新人都必须面对的。在这里，我想郑重的告诉新人朋友，请一定要慎重自用。如果你非要加入安利，那么自用的时候请你选沐浴露或者碟新用吧，一是经济上考虑，再就是，纽崔莱，雅姿，根本不是传说中那么神奇，短期也绝对见不到什么效果，在考察期的自用，这些毫无用处。
　　三：安利入门，有一些心态的课程，第一点就是归零的心态。这一点我做的非常好。因为我是真的以一种认真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肯学习。
　　
　　加入安利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被一种“一夜bao富”和“不劳而获”的思想引导的，这个你绝对不能否认。虽然安利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什么保障，什么自由，但是扪心自问，难道大家不是在潜意识都是被这2种思想所诱惑，才放弃以前的积累吗？
　　
　　但是，我绝对可以说我不是，但是我也不能否认的是，虽然我不是被这种思想引导进安利，却是因为这种思想的渗透，我才坚持在安利呆了足足2年之久。人性中的劣根性，谁都不能避免，我也只是个俗人。
　　
　　为什么我能理直气壮的说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进安利，而且也有和我一样的人，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去做销售的心态去的。我以前的工作，虽然能带给我高收入，但是，却让我身累心累。而安利，据说是可以努力几年，就可以轻松了----这在当时的我的理解，不叫不劳而获，而是因为我前期努力，后期享受收益----就好比，我买了套房子，收取租金一样。而直到最后，我才明白，所谓的保障，是多么不可靠----以后我会给大家慢慢分析。
　　
　　我并不是为自己辩解，因为这几年我也是在不停的反省和自我批评中，我之所以不厌其烦把我当时的心态讲的这么详细，是想让大家知道，除了怀有一夜bao富和不劳而获的人的思想，是绝对做不成功安利，象我这样，开始心态端正，乐于付出的人，也同样失败了。为什么呢，大家慢慢看吧。
　　
　　我当时是抱着吃苦的心态去的，因为销售，尤其是，我以为安利是挨门销售的方式，是一种辛苦的工作。可是，我加入初期，如海绵想吸水的状态，咨询各种销售方法的时候，没人告诉我，包括我的领导人。她只告诉我：在安利里，销售是最不重要的。可是，如果没有销售，利润何来？我很不解，那什么又是最重要的呢？
　　是心态！领导人，所有的领导人都这么斩钉截铁。
　　
　　大家都知道安利为什么那么多会议，是需要一步又一步的强化这些心态，坚定大家坚持下去的信念。
　　而实际上，任何一个企业，其利润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产品不流通，利润从何产生呢？我们只看到每年安利庞大的销售数据，而实际上，又有谁知道，真正在顾客手里的产品是多少？而真正被销售人员积压在手里的产品又有多少？
　　
　　似乎说跑题了，这一节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如何上银章以及我的激情安利生涯的。
　　
　　我们都是年轻人，没有什么积蓄，我妹妹上银章的钱，是借的我父母还有小姨小舅的。而我的钱，一样来源于他们。小姨小舅都是我们的至亲，一直交往得非常好，对我和我妹妹，要自主创业的想法非常支持----父母和小姨小舅都不知道我们从事的是什么----如果真的是一份阳光行业，那又为何不能光明正大的说呢？呵呵，当时就是看不透----我父母后来知道，想反对也晚了。
　　
　　我们那个小团队----指的是在某女领导人领导下的小团队，这位领导人，以后我会着重介绍----在那2年里，这个连翡翠都没做上去的小团队，出了至少20几个银章----全部都是自己买的，除了其中一位大学老师是靠自己的积蓄，其他的全部人，都是靠借债去上的银章！！！
　　
　　如果谁再告诉我谁在短时间内做得很好，我是绝对不信的，只会觉得悲哀。因为这些谎言，是一连串的。大家看到以后就会慢慢明白。
　　
　　上了银章之后，人立马精神很多，很多人都会对我另眼相看----千万别说什么真正的平等，安利里面绝对不存在。安利里存在的更多的绝对服从和绝对的崇拜。安利里流行的话是：第一，领导人永远是对的；第二，如果领导人不对，参考第一条。
　　
　　上了银章的好处还不仅仅如此，银章有专门的银章会议，银章培训，我们可以接触一些更高级别的领导人，听到一些更“知心”的话。
　　那一阵，我陷入一种狂热亢奋中。整天梦想着自己以后会怎样，然后疯狂告诉所有的人，我加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我会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途，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创业机会要和大家分享。
　　
　　我们基本的生活的：开会。每天睡觉到中午起床----这是因为头天晚上的“会后会”基本持续到半夜2点以后，而个别的骨干，积极分子，更要被跟进到4点以后，所以上午是我们的睡觉时间。
　　中午午饭之后，我们通常去南京书城，正洪广场，或者附近，找陌生人讲安利，尽量让这个人晚上去参加安利的聚会，听OPP。
　　然后聚会之后，我们要开会后会，跟进新人；新人走了之后，再自己人交流。。。。。。 每天这样循环
　　
　　而每个月，在各个城市，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成功岭，就是大会。会上我们会看到各种“成功人士”----我们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拉人去这样的大会，“把他烧热”----我们奔走于各种会议之中，奔走于各个陌生人之中，奔走于各种鄙视之中，而不自知。我们整天忙于拉人，讲OPP，忙于参加各种会议，把自己融化，也试图把别人融化。

　　
　　很多新人在最开始接触安利的时候，很容易被吸引。是因为安利里有很多光环。比如，加入安利的有很多层面很高的人士，比如大学老师，比如老板，比如公务员；比如：某某人做了一年，就买房买车了；这些，很容易让新人激动和兴奋。而实际情况是如何的呢？
　　
　　下节给大家讲吧。
　　
　　
　　4：新人容易被安利人误导的几个点： 写于2009年5月30日夜
　　
　　新人很容易被安利吸引，是因为安利最初呈现的，是一副非常美丽的画面。但是实际情况又是如何的呢？
　　
　　一：安利是个美好的事业，平等，自由，充满爱心的----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谎言，而我，当初就是冲着这个谎言，才踏入安利的。安利里面绝对不存在平等，更多的是对领导人的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安利人讲究的复制，对领导人一切的复制，服从，跟随。领导人说的不管对与错，你都必须听从。新人，若你不信，你就试试吧。
　　自由，更不可能。进了安利，你就像是被栓了绳的蚂蚱，所有的蹦跶，都离不开这个绳子了。
　　充满爱心----呵呵，安利人的爱心，只针对本部门----这些，都在我以后的经历中得到验证。
　　
　　二：安利人里面有很多高端人士。安利人对于自身的定位，通常有2个极端：要么抬高，要么压低。比如说我，是属于被抬高的的那一类。我本来是月薪6000左右，在安利里，我被介绍为：月入过万。我的确是法律科班出身，但是当时，我并没有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而安利人对其他人介绍我时，都说我是一个很优秀的律师。一个在莱迪广场租一间店面的小生意人，被介绍为做生意的大老板；一个开一家五金店的，也是自营公司......安利人互相称呼老板，呵呵。
　　压低比较常见，比如说卖油条的，卖烧饼的，就不多说了。
　　
　　三：很多人做安利一年，就买房买车。这是个谎言，天大的谎言。安利有奖金制度，自己算算就可以。我真的认识做安利1年多买车的人，还是2个，一个买的是标致307，一个买的是尼桑帕拉丁。这2个安利人买的车，全部是借贷----买标致的，2个月后把车租出去了，实在供不起；而买帕拉丁的那个，2个月之后卖掉了车，之后，他因为借自己部门人的钱，被人闹大，险些闹到法院----后来他跑掉了，把几十万的债务全部留给他女朋友。呵呵，这是后话了。如果对我这个观点存疑的朋友，请仔细观察一下那些自称有钱的安利朋友，看看他们平时穿的衣服，吃的饭，消费的奢侈品。请找他们要近半年的安利收入表来看看吧。
　　
　　四：安利是个有保障的事业。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谎言吗？你下面的部门不做，没有业绩，你的收入从何而来？你的保障呢？市场是说垮就垮的！而且，所谓的世袭，又怎么可以拿这个说事，传统行业里的股份不可以继承吗？财产不可以继承吗？这些非常简单的谎言，却真的能蒙蔽太多的人了。
　　
　　有点累了，明天再继续吧。明天跟大家讲我是如何由一个虔诚的安利分子，慢慢发现其中的猫腻，开始“叛变”的。
　　

作者：深爱麦子　回复日期：2009-06-07　13:55:14

　　写得很真实
　　
　　这些做传销的傻子，都是打肿脸充胖子

作者：文莱妹　回复日期：2009-06-07　14:06:52

　　看看

作者：rulersea　回复日期：2009-06-07　14:33:08

　　在里面混过。可惜我天生是一个阴谋论者，所以宁可错杀…… 呵呵！

    此消息发自掌中天涯wap.tianya.cn ，我也要用手机发表留言！

作者：武平100　回复日期：2009-06-07　14:56:41

　　安利是自己骗自己的疯子

作者：一路凯歌16888　回复日期：2009-06-07　14:59:36

　　先占位思考一下。
　　
　　安利在中国确实害了不少的人，自欺欺人。最近也被安利的人骚扰，烦死啦。看见他们就烦，听着他们说话觉得他们在天堂，其实都是骗人的。

作者：unluckeyfreak13　回复日期：2009-06-07　16:14:23

　　俺最近也被一个做安利的骚扰呢，不过这两天没再骚扰了
　　

作者：chenhuijm　回复日期：2009-06-07　16:47:34

　　mark再看~~~

作者：不上班了　回复日期：2009-06-07　17:35:35

　　
　　我一直在与安利唱反调，对它的产品我不想多说，但是对它的洗脑的一套恨之入骨，把一个个好好的人，洗得神颠颠的，不顾一切地骗亲朋好友，还不知羞耻，美其名曰：上进！
　　
　　安利之流之所以取得在中国的所谓直销许可证，强化了它的迷惑性，应该是商务部汉奸买办郭京毅等人的“功劳”，现在，郭京毅已经被查办，关押在牢，安利之流的许可证也应该重新有个说法了。

       在最近20年，美国的幼儿园里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本来，幼儿园只是个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没有任何书本的因素。但不知不觉中，幼儿园出现了小学化的大趋势，这种“死读书、读到死”的应试化教育与欧美从19世纪以来遵循的以游戏为主的有效的学前教育主流大相径庭。这场发生在美国幼儿园的无声战争，到底说明了什么？

       最近，一位美国母亲在网上发飙：“我上幼儿园的女儿每天拿回来需要1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家庭作业！她还不会读，怎么写？怎么可能回答卷子上那些问题？她的作业自然成了当妈的作业。我每天5点下班才回家，孩子也是差不多那时候回来。我先要忙着做饭，等晚饭吃完，就要给孩子的学校忙1个小时的家庭作业。这实在太不合理了！”网友们纷纷回应：“老师总说是15分钟的作业。可是，孩子本来精神就难以集中，作业又那么难，怎么也要1个小时。”

       如今，幼儿园不仅教读书、写字、算术，甚至还有颇为系统的课程要求，老师要照本宣科地跟着教学大纲走，孩子们则每天带回家一堆家庭作业，要按时完成，家长检查、签字等等。总之，如今的幼儿园，越来越像是小学的低年级。

幼儿园小学化的大趋势

       这种幼儿园小学化，和高中大学化一样，是美国教育的一大趋势。以高中而论，学生毕业时往往已经通过了许多“高级课程考试”。这种高级课程，是大学入门课的水平，通过了这个考试就可以在大部分大学免掉相关课程的学分。

       应该说，高中大学化，对一部分聪明的学生而言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幼儿园小学化则产生了大量的副作用。2009年美国的“儿童联盟”发表一份报告，题目是《幼儿园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需要玩耍》，警告幼儿园小学化正在全面摧毁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学业的发展，必须紧急刹车。

       报告提出的事实是清清楚楚的：全日制幼儿园的孩子每天花在阅读、算数、准备考试和应试上的时间，高达两三个小时，而自由活动的时间则仅有30分钟。学业的压力，使孩子变得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有侵犯性，行为问题日益加重。那些从幼儿园就开始读书的孩子，学业确实起步早，比其他孩子领先。但是，这种领先到四年级时就消失了。在那些“问题孩子”中，早读书反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欧美幼教的主流理论

       这种“死读书、读到死”（drill and kill）的恶果也是国际性的。德国在1970年代进行了教育改革，把幼儿园从以玩为主转化成以学为主。后来有学者对50名在以玩为核心的幼儿园长大的孩子和另外50名在以学为核心的幼儿园长大的孩子进行了对比，发现前者在阅读、数学等方面明显比后者要好，而在感情发育、社会能力上更健康，在创造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勤奋上，也具有明显的优势。面对这样具体的证据，德国的幼儿园又改回到以玩为中心去了。芬兰的幼儿园一直坚持让孩子玩，而芬兰的孩子7岁才上小学，比美国的孩子晚一年。但是，芬兰15岁的孩子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行的“国际学生估测”中，一直排名第一。为什么在幼儿园读书会毁了孩子？理解这一问题，这就必须回顾一下幼儿园的历史。

       幼儿园是德意志教育家福禄培尔于1840年前后创立。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教育革命。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孩子7岁前一般不上学，上学则无非是满堂灌的大课和背诵经典，和中国式的死记硬背非常接近。后来卢梭写了《爱弥儿》，主张孩子要抛开课堂，到大自然中让自己的手脚和眼睛当第一位老师，从直接的经验中学习。接着，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把卢梭式的哲学贯穿到教育实践中，创立了实体教学法。他提出孩子在接触一个概念前，必须先接触这个概念指涉的实物，通过直接和实物的接触获得知识。教育要以孩子为中心，就必须从实物开始。这样，他把裴斯泰洛齐的实物抽象化为积木式的几何形体，孩子可以像科学家们用原子来解释万物一样，用积木等等基本元素构成自己的世界。

       这套教学的有效性，使幼儿园成为世界学前教育的主流。现代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不断证明，孩子在这种由成人引导和组织的游戏中能够最有效地学习。他们能够自己发明场景和故事，解决问题，磨炼社会技能。那些在这种复杂的游戏中长大的孩子，比起不太玩游戏的孩子来，有更好的社会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更丰富的想象力和更高的语言能力。他们性情更温和，更有自制力。

全球竞争下美国偏离轨道

       在最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的教育实践却渐渐偏离了这种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竞争。冷战前的全球竞争是国家竞争，个人之间很难跨国较量。冷战后美国成为独霸，但因为全球化的国际人才流动，美国人再不可能躲在国界后面自己过日子了。而移民特别是亚裔子弟的优异学术表现，使美国的家长坐立不安，生怕自己的孩子日后被别人挤掉。

       举例而言，2005年波士顿34所公立高中的第一名，有20名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孩子。有的13岁来美国时一句英语不会，有一人还在等待遣返。最近还有一些研究，调查亚裔和拉美裔移民，发现第一代移民学术表现最好，第二代则稍弱，但到了第三代就明显下降，和美国主流社会的学生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越是美国化，学术表现就越差。

       再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McKinsey等权威机构的调查评估，在2006年30个主要工业化国家15岁的学生中，美国学生的数学水平排第25，科学排第24。在40年前，美国在高中毕业率上还领先于世界，如今在28个工业国家中排第18。在1995年，美国的大学生比例还是世界并列第一，10年后跌到第14。这样里里外外不如人，日后怎么生存？于是许多美国家长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让孩子早点起步。

       基于这样的压力，联邦政府也大力投身于教育。1997年，当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发表了重要讲话，早期儿童教育成了美国的国策。在布什任上，国会又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加强联邦政府对学校的监督，通过标准化考试的办法确立基本的教育水准。

       结果，标准化开始越来越热。有些孩子吓得不肯来上学，家长只好将之转到私立学校。许多学校也纷纷从幼儿园起就开始为标准化考试做准备。比如，有些学校采取了家庭作业递进制，每升一级，家庭作业多10分钟。当然，商业教育公司也大肆兜售《婴儿爱因斯坦》、《婴儿莫扎特》之类的产品。

       这场幼儿园的家庭作业大战，体现了美国教育应试化的趋势。但是，这一趋势，终于和20世纪初由杜威开创的以孩子为中心的进步主义教育哲学发生了碰撞。奥巴马是进步主义的传人。也许，他的政策会帮助美国把布什时代的应试化的倾向扭转过来。

『周末画报』 撰文 薛涌（美国）

关键词：刘震云 个体世界 关系 孤独

    在《人民文学》历史上，很少发表长篇小说。2009年的2、3期，《人民文学》连载发表了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主编李敬泽把它与《水浒传》和《国风》相提并论。

    在这部小说里，刘震云用不同时代的两个小人物的生存和命运书写人生的“出走”和“回归”，小说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惟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

    出版商说《一句顶一万句》是至今为止刘震云最好的小说，写出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刘震云说出版人的宣传“太雷人”了。可能为了好卖书，非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联系到一块儿。不过，他自认为《一句顶一万句》是他成熟的作品。

    而关于好作品，刘震云有几个标准：一、得对世界有新的发现，说的是不同的话；二、书中的人物，是自己的知心朋友，说的是知心话；三、技术层面，用宋朝的话说，端的写得一手好个锦绣文章；四、要写出好作品，还得有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作品考验到最后，技术层面已显得很不重要了。技术层面是多数人能达到的；非凡的胸襟和气度，却是少数人才能修炼出来的。”

    刘震云跟很多作家不一样的一点，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好多年前就不拿《农民日报》的工资了。“我是靠写字为生的人，那些专业作家是能靠这个职业拿工资的。”

    他从来没认为作家是一个多么高贵的职业，“我们村儿的人呢，也不认为我写作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跟我表哥去街上做个小生意，卖个花雕，卖个凉粉儿，卖个洋纱的布是一样的。直到现在我回去他们还说，你不就靠编瞎话儿为生么。”

    打工的父老乡亲有孤独却不说。“他们不说，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就像我家要垒鸡窝，在建筑工地当大工的表哥，有责任替我砌起来一样。”

人和人的关系非常危险 人和神的关系非常保险

    南方周末：《一地鸡毛》里小林是孤独的；《手机》里的费墨也是孤独的；更多孤独的人是“刘跃进”这样的人，《一句顶一万句》里杨百顺和牛爱国也是孤独的，“孤独”对你来说，是一把文学的钥匙吗？

    刘震云：中国人太孤单太寂寞了，几千年活得都是这样。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生态、生活生态，跟有宗教的民族的生活心态和文化生态有特别巨大的区别。因为有宗教的社会是人-神社会，就是我们俩除了有交往之外，还有一个神，我们俩交往的时候都在跟神交往，这种交往是一种三角的关系，三角的关系用数学理论和物理理论来讲，是特别稳定的一种关系。神是无处不在的。神除了告诉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是谁之外，还起着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你随时有事情有话都可以跟神说。你有忏悔的话，有痛苦的话，有高兴的话，你都告诉神。因为神是无处不在的，也许他没有，但是宗教的想象力我觉得非常巨大，而且非常有威力。我们老是说，不可告人，不可告人的事儿，你都可以告诉这个神。你犯了多少对不起人的事儿，多么惊心动魄的事儿，你都可以说，主啊，宽恕我吧，主的回答都是，孩子，你已经被宽恕了。这是有宗教民族的生活生态和文化生态。但是不少中国人并没有真正信仰过宗教。你有心里话，必须找对一个人你才能告诉他。三天不吃饭饿不死人，可是三天不说话就把人憋死了。而你找知心朋友的话，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儿，不是清朝艰难，不是民国艰难，也不是唐朝艰难，是从古到今都很艰难的事儿。所以有一句话叫，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人找人，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朋友找着了，并不一定你这心里话就要告诉他。话找话，比人找人还困难，是不是说得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会发生变化的，知心和不知心也是会变化的，知心朋友有十个，但这十个知心朋友可能都变得不知心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不会变的，神永远是人的知心朋友。神的嘴很严，人的嘴是不严的。祷告为什么要在密室呢？密室的意思就是不让别人进去。但是在人-人社会，人的关系变了，我变了，或朋友变了，还有一个是生活本身也变了。这三条任何一条发生变化，人的关系都会改变。这三个关系在一起的变化可能会产生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可能会导致朋友关系的颠覆。如果朋友跟我变得不知心了，我会把朋友跟我说的话给说出去，这就变得非常危险了。

    所以说人和人的关系是非常危险的，人和神的关系是非常保险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人-人社会中，一个人怎么能找到另外一个人，一个话怎么能找到另外一个话，我觉得这样一个生活形态和话语形态，甚至比一个社会形态和历史形态要重要得多。因为社会形态和历史形态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许多伟大的人物会说他们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很快告诉他们这个历史已经过去了。千里搭凉篷，没有不散的筵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毛主席说，我一辈子能改变郊区的几个公社就不错了。连公社也没能改变得了，因为现在没公社了，又回到了乡和镇。所以我觉得像社会的阶段和历史的阶段，都是挺阶段性的，都会过去。但是像人-人社会这样一种生活形态，它是比较稳定的。怎么跟人打招呼，见着问，吃饭了吗，我觉得这个是千年以来根本不变的，它是个常态，不是变态。所以我觉得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好像摸到了一个特别根本的东西。

    南方周末：你说的这个孤独，好像在生活中不太能表现出来。

    刘震云：当一个人在说表面的话的时候，他的话语是非常滔滔不绝和铺张的、张扬的。比如我们在酒桌上的谈话，一般那个场景都是滔滔不绝的，笑语欢声的。表面的话呢，适合说黄色笑话。但是一个人找另外一个人，一句话找另外一句话，因为它是心里的话，知心的话，跟表面的话是非常不同的，一般都说得比较短，比较朴实，比较真实，比较知心。朴实、真实、知心，是最有力量的东西，不需要外在华彩的东西去渲染一种气氛，因为真实、朴实是自然会产生一种气氛的。

    中国是个人-人社会，没有一个神在那儿，所以表面的现实和物质生活是非常喜欢热闹的。你会发现我们有那么多的节日，那么多的集市，那么多的庆典，那么多的开幕式，特别喜欢这种群体的欢乐。这种欢乐的背后，当他是一个个体的时候，他是特别孤寂、特别寂寞的，所以大家才要出来，制造一个群体的欢乐。只要是中国人，几个人凑在一块儿，都是笑语欢声。不但知识分子是这样，酒桌上是这样，说黄色笑话，就是工地上的民工也都一样，都是笑语欢声，但他剩一个个体的时候，他在街头蹲着，你会发现他们眉宇之间露着一丝忧郁。这种忧郁的种子在时间稍微长了的时候长成一棵树，这棵树就不叫忧郁了，叫孤独。人-人社会的人是非常孤独的。当孤独在每个人的心里连成一个群像时，这个孤独是非常可怕的。孤独会是另外一种反动和恶魔的力量。恶魔在私语里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儿。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生态和文化生态，而我们又非常的热闹。喧闹和突然寂静下来这个关系，我觉得是生活中的另外一种景象的对比。

“不着急”，“不要脸”

    南方周末：孤独与寂寞是《一句顶一万句》表达的主题。杨百顺和牛爱国是农村进城打工的，他们从事卖豆腐、剃头、杀猪等体力活，他们也有精神痛苦和流浪，在以往的文学作品里，这些只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

    刘震云：过去大家都觉得这是知识分子才有这样高级的精神活动，比如《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或者《哈扎尔辞典》、《霍乱时期的爱情》、《我的名字叫红》，写的都是知识分子因为战争、政治、宗教等原因的精神痛苦和思考。

    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好多不识字儿的人，他们面对生活的时候，突然悟到许多书本上悟不到的东西。就像《一句顶一万句》这里写的磨豆腐的、贩驴的、剃头的、杀猪的、染布的，他的精神漂移和流浪，要严重得多。

    我的外祖母生前告诉我，她有一个叔叔，一辈子没娶上老婆，跟家里的一头牛成了好朋友。有一天这头牛死了，叔叔三天没有说话。第四天凌晨，他拍他嫂子也就是我外祖母她娘的窗户：“嫂子，我走了。”我外祖母她娘忙说：“他叔，天还这么早，你去哪儿呀？”屋外就没了声音。待我外祖母她娘披衣起身，院子里一片月光，叔叔就不见了。四乡八镇都找了，所有的井也打捞了，不见叔叔的身影。他不知流浪和漂泊到哪里去了。仅仅是对牛的去世伤心吗？大概是在熟悉的故土找不到人说话了吧？

    南方周末：你讨厌知识分子？

    刘震云：“知识分子”的概念如何界定？读了几本书，就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得对这个世界有新的发现。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不过是“知道分子”罢了。有时候读他们十年书，还不如听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一席话呢。

    特别是中国作家，也假装是“知识分子”，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主要是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百十来年没变过。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恰恰相反，他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把匕首扎到手臂上，血落在脚下的尘土里，引人注意。

    除了这种描写特别表象外，我还怀疑这些人的写作动机。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个钓鱼的人，怎能体会一条鱼的精神流浪和漂泊？他关心的不是鱼，而是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找人没有问题，但想找到相互知心的话就难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重要和强调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们认为并不重要；他们忽略和从没想到的事情，却支撑着我亲人们的日日夜夜。他们与街头暴力乞讨者不同的是，乞讨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他们把刀子扎到了别人身上。我讨厌这样的写作，讨厌这种“知识分子”的写作。

    南方周末：你不是知识分子吗？人们总是把作家也放在这个群体里的。

    刘震云：你首先必须知道一点，作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话特别好。前几年，我买了个房子，民工在我们家装修，我天天请他们吃中饭跟晚饭。其中一个小伙子不好意思了，说：“刘哥，你天天请我们这种人吃饭，我没啥回报的，只能说点儿知心话。”他会告诉我好多烦恼，怎么从老家出来，怎么打工，一侄子怎么被电死啦。后来又说，“人生一辈子，要老想这些难受的事儿吧，你也早上吊了。想难受的事儿的时候吧，想想还有高兴的事儿，也就活下去了。”这些话很朴实，透着他人生的体验和实践，可比那些知识分子和书本上的话好得多。

    我上大学的时候，对我启发最大的是吴组缃先生。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多是“五四”过来的老先生。吴先生开讲座，从来不说书本上面的事儿，总是跟你聊人生经历。他返朴归真，知道这些知识、教材上的事儿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他就是说六个字，一句是“不着急”，许多人着急了一辈子，也就活一辈子。不着急其实是调整好人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不管什么事情，慢慢来。不管是做人做事，想好做好。另外一句是“不要脸”。“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吴先生受到批判，去厕所扫地，他却说“我人生里干得最漂亮的事儿，是北大的厕所我打扫得特别干净。我是一个打扫厕所的人，我就不再把自己当教授啦。”这是不要脸的前提啊。但是他的朋友老舍先生是人民艺术家，他突然受到批判，“士可杀，不可辱”，跳湖了。所以吴先生对我们说，不着急、不要脸，这话是他自己一辈子体会出来的。我们下边这些听众，当时年轻听不明白，但随着年龄增长，五十来岁了，可能就慢慢地体会出来了。

一万句顶一句

    南方周末：我看《一句顶一万句》是从《手机》里最后一章《口信》来的。

    刘震云：你的眼光很准，《一句顶一万句》确实是从《手机》那里冒头出来的。《口信》是一个小树芽儿，到了《一句顶一万句》，就长成了一棵树。

    《手机》共有三部，一直写到第三部分，忽然找到了感觉：就是一个人在找另外一个人，一个人要把话告诉另外一个人。《手机》里我有发现，但当时没有能力把它变为好作品，经过了《我叫刘跃进》的写作训练，我才能够写《一句顶一万句》。写作跟登山一样，是一步一步走到山顶的。很多人只看终点，很少看起点，起点对作家很重要，但是它很容易就被评论家忽略。

    比方说这小说的题目是“一句顶一万句”，很多人说这不是林彪说的吗？但我说的这句话跟林彪的这句话是话同意不同。林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毛主席一人比万人重要，这是中国的历来的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的东西。

    林彪说的是一句恭维的话。但是把它移到生活中来，它突然展现出某些真理性。什么“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十年能读多少书啊。它说明十年书没有一句话来得重要。一方面说明这句话能让人醍醐灌顶，另一方面，也说明这十年读的书都是废话。

    就是放到今天，“一句”、“一万句”和“顶”字，也是我们每天运用的。在网上放一帖子，马上有人来“顶”，有人“顶”的是好话，有人“顶”的是坏话，不过是一万句“顶”一句罢了。

    南方周末：十年前因为《故乡面和花朵》采访你，你说在写作上“要脱掉身上所有的外衣”，现在做到了吗？

    刘震云：在我以前的小说里，我借助过历史、社会、政治的作用，你觉得它很重要，能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这是一个功利的目的。随着年龄增长，最后你会发现个人、个人的生活重要。社会、历史、政治其实是依附在个人生活上的。

    我觉得要尊重个体，个体世界比整体世界要重要，比整体的世界要大，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个内心，他的广阔已经超过了世界的天地。世界的天地总归有边儿有沿儿的，但是一个人的内心，是漫无边际的。

    清朝、明朝、唐朝是一个历史阶段，它总会过去的。朝代只是件衣服，最后你会发现，人无所谓穿哪个朝代的衣服，人就是人。

    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生命密码，并不存在于“社会”和“历史”的层面，而存在于这个人、这民族如何笑、如何哭、如何吃、如何睡、如何玩，及如何爱和如何恨之中。面对一粒花生米，如何把它吃下去，就已经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区分开了。脱掉了“社会”和“历史”的外衣，变成人和人赤裸裸的交往，书中的人物和我，也都变得更加自由和轻松了。

    南方周末：你在写作上彻底抛弃了“社会”、“历史”这些宏大的写作主题，写的都是人生的基本问题，吃和穿，爱和恨，大和小，远和近，亲和疏，虚和实……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

    刘震云：许多作家喜欢追求宏大叙事，一百年的社会、政治、战争、霍乱，都特别宏大。但比这个社会、政治、历史、灾难，更宏大的是人的内心，可以淹没全世界，社会、历史，包括政治，所有的都可以淹没。

    集体是大于个人的，社会大于生活，政治又大于社会。社会控制着生活，生活又控制着人。所有世界上的灾难，全是这么产生的。都是因为宗教的不同，政治的不同，导致了战争。这个战争重要不重要呢？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总认为社会背景要大于生活背景。随着年龄增长和写作积累，我发现生活背景要大于这种社会背景，生活有它自己的规律，并不因为某个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好像一个人活下来，一辈子就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一个人在清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洗脸刷牙和上厕所；比这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怎么找到另外一个人的，一句话怎么找到另外一句话的。我觉得这比发生战争更为重要。

    因为发生战争也是一个人怎么找到一个不对付的人，一句话怎么找到另外一句不对付的话。这个人和话是内核，战争只是一个外壳和衣裳。衣裳和外壳是好利用和描写的，里边的核要把它剥开才能找到，这个核不是说你不想剥，而是说随着你的写作，你才能慢慢接近这个核。

    比如说杨百顺、牛爱国对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认识，是突然的顿悟和发现，和我们过去的认识和发现，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他们经历的事儿特别的惊心动魄，不小于一场战争、一场政治改革，不小于一场社会改革，不小于人类往哪儿去，杨百顺牛爱国往哪儿去，不小于人类往哪儿去。

    我觉得这一点觉悟到的时候呢，我的写作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9J2zdLH_U4g/

本片是根据发生在1967年美国一所高中里的真实事件改编的。本片有助于我们拓展视野，理解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并有所反思。

    写遗书的志愿者 相约地震周年聚会

　　省红十字会着手搜集抗震救灾中志愿者的相关物件，拟建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物件收藏室

　　《志愿者遗书首次披露》追踪

　　昨天，省红会将15封遗书登记入册，永久收藏。除了这些珍贵的遗书，省红十字会还着手搜集抗震救灾中志愿者的相关物件，拟建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物件收藏室，来纪念志愿者在去年汶川大地震时所作出的贡献。

　　几经努力，记者联系上了15封遗书的主人。这些分别来自山西、辽宁、内蒙古、江苏、成都双流等地的志愿者相约：在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前夕，到成都相聚。

　　恢复生活他们都已安全回家

　　除去一些重复书写的遗书和请战书申请外，省红十字会留存的遗书有15封。经过记者再三联系和确认，省红会所保存的遗书当事人均已结束在四川的志愿服务工作，安全回家，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时，这批“遗书志愿者”一共25人，都在双流机场负责物资清点和押运的任务，互相都认识。

　　目前在沈阳师范大学当辅导员的辽宁小伙孙明泽回忆说：写遗书的当天，12车物资，需要12名押运员，志愿者决定连夜出发。领队一拍桌子，吼道：“去的人都写遗书，万一有不测，父母也能理解！”好在那次任务完成得很及时，有惊无险。孙明泽和一

　　些志愿者在回家之前，去省红会将遗书“抽”了出来。“人没事，遗书就自己留做纪念了。”

　　怕触伤口周年聚会不去灾区

　　成都双流机场对于志愿者龙怀平来讲非常特殊。因为地震发生后，他一直在双流机场做物资押运。龙怀平现在就在机场旁工作，这也让他特别想念当时的“战友”们。一有空也会通过电话和网络互相联系，问候。“大家正在商量地震一周年聚会的事。”

　　孙明泽非常期待这次聚会，但他不想去灾区。他说：“地震时所有重灾区我们都去过，不想再触及那些‘伤口’。我想去春熙路

　　逛逛，地震在四川呆了几个月从来没去过。”

　　感谢他们省红会拟建收藏室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红十字会志愿者参与力度、服务的深度前所未有。重灾区四川更是成为全国甚至国际志愿者的最前线。据不完全统计，仅是奋斗在四川灾区的志愿者就多达十几万人。为了感谢所有志愿者的帮助，省红会除了永久收藏这些志愿者遗书外，还将启动针对5·12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物件的收集工作，将专门开辟一间收藏室。省红会宣传部副部长刘强说，不排除向社会搜集的可能。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刘猛坐在四川绵阳一家茶馆里和朋友聊天。快10点时，他接到一个电话。“我想自杀！”对方劈头一句。

　　作为心理咨询师，当天他从都江堰赶到绵阳，对3名受“5·12”地震影响的患者进行心理援助。即便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也在用电话或者短信与患者沟通。从2008年5月19日赶赴灾区至今，这位河北经贸大学的心理学教师一直在这样的状态下工作。

　　“为什么呢？”刘猛的声音低沉下来，等待对方的进一步反应。一般而言，专业人士并不会直接询问对方的姓名等信息，而是尽量让其情绪先稳定下来。

    但这次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回应，只有一阵嘟嘟声。这个显示为绵阳当地的手机号码，自此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不知道会不会有事情。”刘猛攥着手机，隔几分钟就拨打一次。他先是拨打了中国移动的客服电话，后来又试图请当地人帮忙，最终不得不求助于110，希望能够找到打来电话的人。

　　接案民警把他拉到了附近的派出所，理由是在报案人登记后，上级才能查询手机主人的资料。在派出所，值班民警向绵阳市110指挥中心提出申请，得到的回复是需要进一步上报市局刑侦科。几经周折，在凌晨1时的时候，这件事情不了了之。刘猛只好写了份情况说明。

　　“可能是对方开玩笑呢！”一个民警安慰他说：“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万一这一个不是开玩笑呢？如果他因此自杀了，我会愧疚一辈子的！”刘猛趴在办公桌上，显得很疲惫。

　　最近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两三个声称要自杀的求助电话。虽然已经时隔近一年，那场灾难仍然是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根据刘猛掌握的情况，涉及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受地震影响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这其中既有亲历者，也有救援者，还有报道者，甚至是千里之外的电视观众。

　　在刘猛看来，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富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可惜留下来的人太少了”，一位当地记者感叹道。他常用的说法是，偌大的灾区，“只有刘猛一个在战斗”。

　　这里确实、非常、肯定需要心理咨询师

　　“咨询师必须要来，而且待下去，才能知道这里的情况。”刘猛说。

　　第二天傍晚，他回到了都江堰市城北馨居安置点。这里容纳了1600多户人家、5824人，基本上都是在地震中失去住所的当地居民。大半年来，刘猛一直跟随着这批人进行心理救援。

　　如果不是刻意观察，这片位于郊区的板房区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区没有什么区别。三个妇女坐在自家门口聊天，旁边是围着主人打转的博美犬。不远处的停车场上，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正在打篮球，时不时有小孩子穿着旱冰鞋滑过。

　　刘猛随便指着一个路过的女子问：“你看她的情况怎么样？”

　　“挺正常啊！”在记者眼中，这个身穿粉色毛衣的女人，正在慢悠悠地散步，看到刘猛的出现还热情地打招呼：“刘老师回来啦！”

　　就在不久前，这个女人还待在家里，不停地抚摸一张照片，嘴里嘟囔着。17寸彩色照片，上面的女孩穿了件黄色毛衣，面带微笑地侧对镜头。那是她年仅10岁的女儿，在地震中不幸丧生。

　　“别说刘老师了，亲戚朋友我也不说什么！”这位母亲说。最初的日子里，她几乎断绝了和亲朋的来往。即便碰上熟人，也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你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很多。”刘猛说：“表面上看一切正常。”

　　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小女孩，白天照常和小朋友们嬉戏玩耍，但晚上常常被噩梦惊醒，哭泣着找爸爸妈妈。她懵懵懂懂地知道，自己的父母“被压在大石头底下”，再也回不来了。

　　另一个总在鼓励别人挺住的女干部，人前一副笑吟吟的样子，每天晚上10点后还坚持工作。事实上，她的弟弟已经精神崩溃，住进了医院，她自己也会在一个人时偷偷蒙头大哭。

　　即便是那些看上去十分坚强的男人，也会在旁人不注意的时候，独自躲在家里泪流满面。还有的开摩托车跑到家人遇难的地方，也不说话，就是静静地看着。

　　根据刘猛访谈的数据，大约有10％的城北馨居住户受地震影响患有心理疾病。另一位心理学家邓明昱统计的整个地震灾区的比例在3~5％之间，人数在36万~60万左右。邓是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理事长，其数据是根据对灾区居民点访谈的资料以及在灾区精神卫生病房查房的资料所得出。

　　相较这一庞大人群，灾区的心理援助机构却屈指可数。用“地震心理援助”作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出现了近40万条结果，其中包括“四川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站”、“灾后心理援助专题网站”、“点亮心灵的烛光，坚强我们心的长城——灾后心理重建援助”等专业网站。

　　记者随机选取了其中3个网站，发现最近的更新时间停留在2008年9月。3个公布的求助电话，一个无人接听，另一个提示是空号，剩下一个终于接通了，得知是个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在做咨询。他暗示说这里还有其他专家，不过需要预约和收费。“要想免费的，只有我一个人。”他表示。

　　“我请你再呼吁一次：这里确实、非常、肯定需要咨询师。”坐在位于板房的办公室里，刘猛一脸严肃地说。据说，每逢有记者采访，他都会再三强调这句话。

　　一个多月前，刘猛就此事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可惜通过CCTV出来的时候，只剩下感动和飘扬”。为此，他又在博客上公布了被剪掉的对话，再次呼吁灾区的心理援助问题。（即使政府财力能够顾及到这里，又如何选拔、选派合格的咨询师？如何既要保证出于个人志愿，又能保证质量？过去在人员储备方面，相关部门除了收钱发证还做过什么吗？）

　　不过这些呼吁似乎没有太多效果。眼下，刘猛再次向记者重复了这句话。

　　“现在还是你一个人吗？”记者以为经过舆论的轮番轰炸，这一情况会有所改变。

　　“是啊，我这不正着急呢嘛：不过已经和香港大学开展合作了，他们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那么有名的大学，怎么不派个心理咨询师来？”

　　“那些大牌咨询师，哎呀，没法说！”

　　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有心理咨询师答应

　　刘猛的心理救助站显得十分寒酸。在一间只有16平方米的板房里，唯一的桌子是用废弃的木板和红砖勉强搭成，一旁的饮水机里装的其实是自来水。

　　就是在这间板房里，他“语气激动”地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的采访。他认为终于可以从法律制度建设上，呼吁一下灾区的心理援助了。

　　在这位大学讲师看来，心理援助制度早在2008年5月份就该建立起来的。他用“激情澎湃”形容当时大多数同行的表现。

　　2008年5月14日，在“中国心理网”组织的培训班上，当主办方询问大家能否在灾区待到两周以上时，在场的400多名心理咨询师无一例外地举手。还有人振臂高呼道：“让我去吧，我能待一年！”（自费还是政府资助？振臂高呼的人是出于一时的激情还是经过了理性思考？这样的几个人能否代表咨询师？）

　　成都《天府早报》的一个记者估计，当时灾区起码有2000多名心理咨询师，以至于到了“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会有心理咨询师答应”的地步。

　　但就像大潮退去一般，这些人陆陆续续地走了，速度快得和他们来时一样。在城北馨居管委会主任杨丽的记忆里，地震发生一个月时，她每天至少接待3拨心理援助志愿者团队。他们中有人只待了一天，有人留下来一周，时间长的也就坚持了3个月。

　　2008年6月底，一个志愿者到都江堰市的30多个板房区调查，发现只剩下30多名心理援助志愿者。

　　刘猛组织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曾经有上百名专业咨询人员，有来自北京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有参与过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市民心理援助的老外，还有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等媒体的特约心理专家。

　　在刘猛原先的设想里，这个非官方组织将长期有效地运作下去。在来四川之前，他计划只做5个案例，然后和其他人轮岗工作。当时，因为患有癫痫，他正在休病假。

　　“我就带了两件T恤衫，根本没打算待多久。”刘猛回忆说。如今坐在空荡荡的宿舍里，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摆在地上的鞋子，其中有凉鞋、皮鞋和棉靴。这是他先后3次回家带过来的。

　　旁边的4间板房里，一度住满了数十名咨询师和志愿者，如今也是空无一人。这些人离开的理由各式各样，诸如单位有事情，领导不同意，家里离不开之类，还有的更为现实——“没钱了”。

　　“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如果不是看刘老师这样。”孟晓宇说。这个哈尔滨女孩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在“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担任社工。

　　她差不多已经花去了自己的所有积蓄。每次买菜，她都会和人砍价一番，然后挑上最为便宜的菜头。至于大米和腊肉，都是当地居民送来的。

　　刘猛本人也花去了10多万元（自己的积蓄吗？多少人有这个能力？）。作为国内第一批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什么机构认定的？），他日常的咨询费是每小时1000元（名义上的还是实际上的？）。为了继续跟踪灾民的心理变化，他向所在学校请了长假，独自一人留在这里。

　　最为困难的时候，他和另一名志愿者接连喝了一个星期的绿豆汤。最后那个同伴无法忍受，跳槽到另一家NGO“挣钱去了”。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记者抛给刘猛一个问题：“有人这样形容地震的心理援助情况，来如蚊虫，蜂拥而至；去像鸟兽，一哄而散。你如何看待其他心理咨询师的一哄而散？”

　　刘猛很为自己的同行喊冤：“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他们没有爱心，而是因为来时就是凭借"激情"而不是"信念"！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他们不想留下来，而是因为没一个好的志愿制度，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因为他们感觉灾区已经不需要了，而是因为从众而来，则必然会从众而去！”

　　激情退去之后，心理援助才刚刚开始

　　尽管如此，这个33岁的男人一再否认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勇气。他常常用“心理咨询常识”来解释自己的举动：“这里需要心理援助，所以我留下来；这里有我已经直接接触的创伤者，所以我不能离开。正如负责挖掘的志愿者在挖掘结束后就应该离开一样，负责心理援助的志愿者在开始了援助之后就应该留下来。”

　　最近的一个中午，他哈欠连天地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昨天晚上快3点才睡。”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解释道，在凌晨前后的时间段，人们最为脆弱和孤独，求助电话相应也最多。

　　办公室对面的墙上，挂着“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PTSD）”的宣传板。这是一种经历了灾难性事件后最为常见的心理疾病。这种病症持续时间可以是事后数周、数月乃至数年。因此，对这种症状的心理援助往往需要持续跟踪。

　　据刘猛所知，美国政府针对在“9·11”恐怖袭击中出现心理问题的市民，就制订了长达20年的救助计划，包括提供危机干预服务以及任命科学与医学小组。纽约市卫生局还建立了世贸中心健康登记系统，每两到三年调查一次，以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这份调查表不仅分为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3种文字，还针对不同类型进行调查，诸如居民、救援和恢复人员、办公人员、附近行人、当地的学生和教师，等等。

　　这样周密的系统性工作，在刘猛看来未免遥远。由于缺乏调查和宣传，不少经历了“5·12”地震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或者家人已经患有心理疾病，常是直到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才前来求助。

　　“哎哟，又该拿我当反面典型了！”听到这里，一旁的蒋玲咧嘴笑了。她留着整齐的披肩长发，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在城北馨居的图书室里，她总是安静地坐在电脑旁，说话细声细气。只要看到小孩子，她就会高声打招呼，并跑上前亲两口。

　　“你看她正常吗？”刘猛问记者。

　　看记者迷惑地点头，刘猛继续说：“我刚见她的时候，脸色是黑紫的，不用化妆就可以演包公那种。随便说两句话，就像小狗一样嗷嗷叫。”

　　这个北川女子在地震中失去了13个亲人，其中就有60天大的儿子和正抱着外孙散步的她母亲。最初的日子里，她总觉得“妈妈和宝宝还在，他们不会离开我”，因为就在5月12日当天，母亲还抱着孩子嗔怪说：“你妈真是懒猪，现在都还不起床。”

　　“我一定要坚强，因为他们还活着。”23岁的蒋玲语气平静地回忆自己之前的心理状态。

　　相比之下，丈夫王云充满了莫名的恐惧感。“除了害怕还是害怕。”他说，“一个大男人，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要一帮人陪着。”

　　两三个月后，在当地交通局上班的王云恢复了日常工作。他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但发现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反而和妻子的关系冷淡下来。相识5年从未吵架的两个人开始争吵，蒋玲甚至填了份离婚协议书。

　　今年年初的一天，她觉得实在无法承受了，拿了把菜刀准备自杀。抱着“希望有个人知道，关心一下自己”的目的，她拨通了刘猛的电话。

　　“当你开始面对现实的时候，才是真正难受的时候。”来自江油的陈静说：“开始没什么感觉，还在庆幸逃过一劫。”他住在农村，房子在地震中倒塌，那是他父亲15岁时盖起来的。“他今年已经51岁了，一想到还要再盖座房子，就觉得没什么希望。”陈静叹了口气说。

　　“激情退去之后，心理援助才刚刚开始。”刘猛总结道。据他介绍，目前灾民的心理状况正处于两极分化，好转的人在持续好转，恶化的人在持续恶化，毕竟对灾难的心理反应强度、持续时间因人而异。

　　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前主席基尔伯特·克莱门（Gilbert Kliman）认为，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资深和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他是刘猛的督导，具体指导刘猛工作的方向和进度，同时对他个人的心理状况进行疏导。“一般来说，现在才对幸存者实施救助，未免有些晚了，不过还有机会。”克莱门不无担忧地表示。

　　他所创办的儿童心理健康中心（政府资助多少？民间捐助多少？国内目前是什么状态？）在“9·11”之后，迅速为儿童及其家长和老师派发了指导手册，其中写明了哪些反应值得注意等等。至今，这家公益组织仍然为在恐怖袭击中受到心理创伤的儿童进行服务。

　　就像把你的伤口剖开，看到最隐秘的地方，还不给你缝上

　　但在四川，并不是每个人都乐意接受心理咨询。刘猛就听到过“防火、防盗、防咨询师”的说法。他把原因归结为“关系”，“咨询师们只来了一下就走了，关系都没有建立起来，就无从谈起心理援助，结果只能是一次次伤害他们。”

　　蒋玲更为直接，把心理咨询师的这种行为比作“鬼子进村”：“我本来没什么事儿，结果他们上来就问你爸爸妈妈呢？你的孩子呢？我就说都挺好的。他们还接着问，那他们现在在哪里呢？我就回答在北川。他们又很好奇，说北川县城不是都封了吗？”

　　“我最后急了，就说好，拿来我给你们填。有的填成没的，没的填成有的，气死他们。”住帐篷那个阶段，她“最夸张”的记录是一天填写了7份问卷。

　　但她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反馈，也没有任何咨询师提醒她可能患有心理疾病。“就像把你的伤口剖开，看到最隐秘的地方，然后还不给你缝上。”蒋玲一度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不停地回忆地震当天的情景，直到崩溃得要自杀。

　　这种形式的心理咨询被志愿者马重祎称之为“镀金”。她快人快语地说：“那些人就是来体验生活的，好给自己的履历表添上一笔。”这个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一直在都江堰市做心理咨询志愿者。如今，她每个周末都会过来帮助刘猛做些杂事。

　　作为为数不多的坚守者，她丝毫不奇怪他人的来去匆匆：“他们本就没有打算待很久啊！”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小姑娘目睹了太多的人情世故：有人就是来拍张照片，贴到自己的网页上，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还有人走之前哭得像泪人，口口声声说要资助多少个儿童，但后来再也没有了音讯；还有人干脆坐在帐篷里相互吹牛，或者指责这里脏、那里乱……

　　“很多事情没法说。”这句话成了刘猛的口头禅。他至今难忘去年刚刚来到城北馨居，就听到高音喇叭在持续播放：“灾民朋友们，灾民朋友们，我们是北京来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仅为100名患者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没有充足的财力支持，就不该接这个活。）

　　“好像是商场大降价，欲购从速一样，有种很不尊重人的感觉。”刘猛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甚至于，有的“不专业”到了专往伤口上撒盐的地步。一位来自甘肃的心理咨询师就曾看到过这样一幕，面对在地震中失去了家人的男子，一个同行拍着对方的肩膀安慰说：“你还年轻，还可以再娶，还可以再生嘛！”（无人统一指导、管理，导致从业人员专业水准参差不齐，政府也就很难放心大胆支持。）

　　“你说，这样的人，还不如不来！”刘猛很是气愤。

　　他认为心理咨询师的“重复扫荡”，给灾民造成了重复创伤，同时也让灾民反感和否定心理援助这件事，即使心情压抑也不愿意再去找心理咨询师，屏蔽掉了一条可以缓解伤痛的途径。

　　这种现状让基尔伯特·克莱门很是奇怪。这位医学博士表示，持续长期性是心理咨询最为基本的常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之后，约20~40％的受灾人群会出现轻度的心理失调，这些人不需要特别的心理干预，其症状会在几天至几周内得到缓解。30~50％的人会出现中至重度的心理失调，及时的心理干预和事后支持会帮助症状得到缓解。而在灾害一年之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则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

　　请喊我“手纸志愿者”

　　“常识？”刘猛反问了句，禁不住哼了两声。这天在绵阳市的一辆出租车上，他刚自我介绍说是心理咨询师，就遭到了司机的白眼。

　　“哎哟，我们娃娃天天喊着找你们呢！”这个来自永兴板房区的男子用讽刺的语气说。这个板房区安置了北川曲山镇的1741户居民。

　　去年圣诞节前后，这位司机家里来了一批心理志愿者，告诉他10岁的儿子，做完了问卷之后，过两天会收到一个玩具。打那之后，孩子就把这件事情放在了心上，但却始终没有消息。

　　“我们自己都不会骗娃娃，都要说到做到，可是这些志愿者呢？”这位父亲有些激动地问，方向盘猛地打了个弯。

　　刘猛脸涨得通红，右手也不由自主地握紧了。下车后，他在附近的商店里花15元钱买了个奥特曼玩具，让出租车司机带回家。他再三叮嘱说，一定要告诉孩子这就是之前志愿者承诺的玩具，“让他相信这个世界是真实的”。

　　“我不知道干过多少次这样擦屁股的事情了！”他无奈地表示。

　　事实上，刘猛刚刚从永安板房区回来。那里有个6岁的小女孩常常在半夜醒来大哭，闹得幼儿园其他人无法入睡。小女孩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此前也有人对她进行过心理干预，但在对方走了之后，孩子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作为“善后者”，刘猛许诺每周过来看望一次。这对他来说是笔不小的成本，坐大巴车，换乘公交，再坐上出租车，基本上要花去4个小时的时间，还要为此在当地住上一宿。

　　“如果这里也有志愿者，就不用我这样跑来跑去了。”当然，他自己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奢望。

　　在永兴板房区内，就有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北川援助站。对于这个“官方机构”，刘猛并不愿意过多置评。他尴尬地笑了笑，表示“不要把精力放在指责别人身上”。据说，他曾经希望和这家机构合作，却始终没有结果。

　　这天下午4点钟时，援助站的办公室里并没有人。正在附近溜达的两位中年妇女说，她们压根不知道这个援助站的存在。

　　距离援助站差不多100米的地方，就住着自杀未果的母广翔。这个33岁的羌族青年，因为过度思念在地震中丧生的妻女，在大年三十当天拿刀捅向了自己。

　　几经打听，刘猛在大年初八那天找到了母广翔所在的医院。当时，这个年轻人正在为医药费发愁。他和母亲已经连续几天靠方便面度日了，身上只剩下33元钱。为此，刘猛给他补了1000元医药费，并到附近的饭馆买来盒饭。

　　“在我之前，根本没有人来对他做心理咨询，结果媒体曝光后，来了无数个咨询师。”刘猛边说边随便在网上搜索，很快就看到了一条某心理咨询专家来关心母广翔的新闻。

　　这个并不太愿意点评同行的咨询师忍不住敲起了桌子：“这个，你一定要写到稿子里！既然知道有人给他做了心理咨询，就不应该再重复地进行骚扰！”据说，母广翔本人也无法承受过多的心理干预，不到一周就被迫出院了。

　　心理咨询师也不是万能的

　　最初见到母广翔的时候，刘猛并没有马上展开工作。“那个时候他正缺钱呢，你上来就说要坚强地活下去，那不是扯淡吗？”他承认心理咨询师也有无奈的时候。

　　在灾区，这位心理咨询师并不优雅整洁，他更像一位“居委会大妈”，忙乎着板房区里的琐事。这不，刘猛随便从衣橱里扒拉出一套运动服，不合时宜地配上一双满是尘土的皮鞋就出门了。

　　这天下午，他一个人拎着桶油漆，在操场上画线。这是他专为板房区居民设计的羽毛球场。“要让大家的生活尽量恢复正常，体育锻炼是一种不错的方法。”他解释说。除了羽毛球场，他还为妇女们准备了音乐舞会，为孩子们设计了图书室，甚至还要为没有收入的男人们介绍工作。

　　“很多心理问题，都与灾民的实际生活困难有关。”他说。

　　一个傍晚，3个女人相互搀扶着来到救助站，她们都是在地震中失去孩子，后来又怀孕的母亲。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母亲并没有流露出幸福感，反而充满了恐慌和不安。

　　段雪梅地震后怀过一个孩子，但3个月时检查发现胎儿死亡。同行的两个妈妈情况类似，她们掰着指头数了一下，差不多有40多个命运相同的母亲。

　　“老天为什么对我们这么不公平！”其中一个忍不住嚎啕大哭。时至今日，医生也无法解释胎死腹中的原因——她们各项生理指标都正常。（恐怕只能从心理创伤角度去解释）

　　在这些母亲的设想里，再孕可能是走出阴影的唯一寄托，可事实远非如此。住在城北馨居的申妈妈就满是心酸：“别以为我们怀了孩子就会忘记过去的那个。”在地震中，她失去了10岁的女儿，如今怀孕3个多月了。

　　她拉着记者来到女儿的遗像前，声音哽咽地喊着：“申露啊申露，姐姐来看你了！”

　　遗像前摆放着一瓶百事可乐和一种名叫“浪味仙”的膨化食品，还有一个镶满亮片的发卡。这些是女儿生前喜爱的食物和首饰。每隔一段时间，申妈妈都会给女儿添置玩具和零食。

　　事实上，她本来没有打算再次怀孕。“我想好了，即使到了下辈子，也要和申露再做母女。”直到有一天她默默祈祷，希望女儿投胎到自己家，这才计划再生个孩子。

　　但她并没有就此摆脱痛苦。“我一天也没有停止思念过去的女儿。”她流着泪说。时至今日，这位母亲仍拒绝用“死”这个字眼。

　　面对这群母亲，刘猛也显得手足无措。他唯一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把她们集中起来，希望“状态好”的母亲能够感染别人。

　　为此，他筹措6000多元钱办起了“妈妈之家”。在一个打通的板房里，他买来颜色艳丽的沙发和毛绒玩具，在墙上贴满婴儿欢笑的照片，还养了群小金鱼，希望悲伤的母亲们能够暂时转移一下注意力。

　　3月23日下午，刘猛咳嗽着接听了记者的电话，表示自己正在去医院的路上。一周前，他做体检时发现，血常规25项中有10项不正常。

　　“我这是一种病态的坚持。”他一语双关地说。

　　尽管如此，刘猛拒绝向别人透露自己的病情。“从去年6月份开始，就不停地有人问我还能坚持多久。还有人感叹说，你已经不行了，赶快离开吧，你已经耗竭了，必须马上离开！”这些质疑让他很不舒服：“我知道，他们的潜台词是，你和我们一样，终究也要离开。但起码我现在还没有。”

　　他刚刚接到一个灾后心理危机培训班的通知。据说，这是业界某“大牛”组织的，报名费每人2000元。“参加的人是为了拿证，搞活动的人是为了挣钱。”刘猛苦笑道：“这前前后后被培训的，怎么也有上万人了吧，但是有人来灾区吗？” （有多少人、多少机构愿意信任、组织、资助他们去灾区服务？）

    在这个市场经济为主宰的世界上，即使是志愿者也不能免俗，也要自己先吃饱饭才能去帮助别人。慈善事业、公益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离不开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大环境没有改善的前提下，刘猛这样的人注定只能是极少数：令人敬佩，难以效仿……